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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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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Hi-Fi趣事

刘士珲

我是那一拨经历了,但没有遭受浩劫影响的人,赶上了正规教育和改革开放。我的父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师,在那个特殊的院子,有很多的外教,有一个叫克鲁克的西班牙人是我妈妈的老师,他的孙子是我的同学,经常去他们家里玩,听到他用留声机在播放的乐曲,在那时还是天天看样板戏的年代,我接触到了西方的音乐,并且深深的爱上了它。

我常常驻足于刚刚放完电影的操场上,聆听那些美妙的散场音乐。在那个连收音机都很少的年代,能够听一套从国外进口的电影扩声系统放出的“溜冰圆舞曲”,该是一种怎样的享受。

这种美的感觉一直埋在心里,从那时起,我认定一辈子都会与音乐相伴,我开始努力地创造条件。

八岁那年,我照着父亲给我买的“少年科学”中的文章,动手做了一台“来复再生”式单管收音机。我还记得,那台机是把零件焊在一块镶着铆钉的胶木板上,然后再用细电线连起来,放在一个塑料肥皂盒里面,调台和音量控制的钮是用牙膏盖做的,插在双联和电位器上面。爸爸还找了院里的电工叔叔教我用电烙铁,教我如何用纱包线绕磁棒天线,如何测量参数 …… 父亲把我带上了用双手创造享受的人生路。

1980 年代初,北京有了 FM 的立体声广播,专门有一个频道放的都是西方的古典音乐。妈妈出国回来买了一台日本三洋小收录机,父亲和我有了机会。通过电台,我听到了莫扎特、巴赫 …… 知道了萨·瑟兰、帕瓦罗蒂。父亲又一次带我浸泡在美妙的乐海中。

转眼间我考上了大学,可以在图书馆里查阅各种书和杂志,当时很多像“中学科技”、“业余无线电”这些制作类杂志使我的眼界大开,我决定为我自己听音乐,动手做一套 HiFi 音响。材料和零件多为就地取材,去学校实验室的废旧仪器里拆一些,把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零用钱和奖学金去买那些关键元件。

功放做在一个月饼盒上的,线路用的是当年很有名的“高淳放大头”。实际上就是高淳县人民发明的用于农村广播无电源变压器的电子管扩音机。灯丝用电容分压,高压直接用市电,是当年“节约闹革命”的产物。这个电路启发了我,也是当时最省钱的选择,只有用电子管才能不用成本高昂的电源变压器和散热器。唯一要注意的是电源插头的零火线不能反,否则外壳就带电了。虽有隐患,也铤而走险了。没想到,从此我与电子管结下不解之缘。

那时,北京牡丹录音机厂有个门市场部,专门卖一些维修配件,对我们这些穷学生真是一个福音,我跑去买了一个处理的录音机芯,纯机械的,好在只是皮带轮有些脏,打滑,听起来有些变调,抹些松香粉就解决了。我把它直立安装在一个月饼盒上,磁头换上了当时最流行的双曲面 DM62 ,磁头线穿过盒盖与盒内的线路相连。虽然简陋,却很实用合理,磁带直接按入机芯,省略了经常出问题的塑料带仓,还能随时调整磁头的方位角。用 BA328 做的放大线路,藏在铁皮月饼盒里,防止了干扰。做好后,声音要比当时很多同学的日本录音机好的很多,这台全裸的简单的卡座,现在看来也许会成为一件后工业时代的“原生态”艺术品。

音箱是最难做的,先是要找木板,我用了很长时间,才从学校扔掉的废课桌上,拆够了板子。按图纸锯好,用乳胶粘,外面再用人造革一包,嘿,真的是很漂亮。这期间手上破的口子,磨出的血泡就不必说了。后来又有同学想做音箱,找我讨教。结果,突然有一天,半个教室的课桌没有了桌面。学校保卫科追查此事,让我紧张了好一阵。音箱的吸引材料我也斟酌再三,棉被和褥子不能拆,冬天如何过,最后决定用女孩的卫生巾,用了十几包。去商店买时,遭了不少白眼,差点被怀疑成心理变态。

这套组合用了我近一年的课外时间,伴随我的大学生活,就连同宿舍的其他七位,都享用到了它。后来都先后加入到发烧友的行列。我毕业后,这套东西送给了一帮低年级的同学,据说他们还继续改进,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呢。

写了这么些为爱好而动手的经历,分享了创造带来的乐趣,我想读到这篇文章的,60年代出生的人,很多都会有共鸣,有的一定也像我这么干过,我们在一个物质匮乏,但充满幻想的年代,实现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很多朋友都很羡慕我,因为现在我做的工作和事业,正好是我的爱好。